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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建安六年七月十五，辽东的第一镰麦子开割了。

    襄平城南的千亩示范田里，我亲自挽起袖子，接过老农递来的镰刀。刀刃磨得雪亮，在晨光下泛着寒光。田埂上站满了人——官吏、士人、百姓，甚至书院的学生都被郑玄带来看这“开镰礼”。

    “主公，使不得！”田豫急忙拦着，“您万金之躯...”

    “什么万金之躯。”我摆摆手，“三十年前，我也是下过地的。”

    弯腰，握紧麦秆，镰刀贴着地皮一划——嚓，一束沉甸甸的麦子倒在臂弯里。麦穗饱满，搓开一看，麦粒几乎要爆出来。

    “好麦！”老农激动得声音发颤，“亩产...怕是不止一石半！”

    我把麦束递给身后的诸葛亮：“记下，示范田第一镰，亩产预估两石。”

    少年郑重接过，在随身的本子上记录。周围爆发出欢呼声，百姓们纷纷涌向自家田地——开镰了！

    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整个辽东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。田间地头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割麦、捆扎、运到场院打碾。官府组织了“互助队”，军士、官吏、书院学生都下田帮工，管饭，还按天发工钱。

    我每日骑马巡视各县。所到之处，尽是金黄的麦浪和黝黑的笑脸。偶尔停下来，帮年老的农户扛几捆麦子，或是接过孩童递来的水碗一饮而尽——这些细节被随行的文书悄悄记下，我知道，他们会写成故事，在民间流传。

    但暗处总有阴影。

    七月廿二，右北平郡传来急报：新昌县发生“抢割”事件，三户流民和两户本地农户为地界争执，动了镰刀，伤五人。

    我立即派司马懿去查。三日后，他带回的调查结果令人心惊。

    “不是简单的争执。”少年在地下室的烛光下汇报，“伤人的流民叫王二，青州人，来辽东三个月。但学生查了他的底细——他在青州时，是当地豪强李家的佃户。而李家...和徐州糜氏有姻亲。”

    “糜芳？”我皱眉。

    “不是糜芳本人，是他的堂兄糜威。”司马懿摊开一张关系图，“糜威在青州有田产三千亩，去年咱们推行‘摊丁入亩’，他损失最大。这王二，很可能是他派来捣乱的。”

    “证据呢？”

    “王二的家眷还在青州，由李家‘照看’。”司马懿冷声道，“这是挟持人质，逼他做事。另外，学生在新昌县发现了这个——”

    他推过来一包麦种。我抓起一把细看，麦粒发黑，掺杂着褐色的小颗粒。

    “这是...”

    “霉变的麦种，混了杂草籽。”司马懿道，“若是种下去，轻则减产，重则绝收。这批种子，是在官仓领取的——而官仓的仓曹，是糜威举荐的人。”

    我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豪强的反扑，终于来了。不是明刀明枪，而是这种阴损的手段——破坏生产，制造民乱，动摇根基。

    “抓人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抓了仓曹，但王二...跑了。”司马懿顿了顿，“学生怀疑，县衙里有人报信。”

    “查。”我睁开眼，“一查到底。但记住，不要动糜威——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

    “学生明白。”

    处理完这事，我去了医学院。

    华佗正在给孔劭和伏寿讲解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见我来了，两个孩子起身行礼。

    “使君，您来得正好。”华佗指着案上几味药材，“这两个孩子发现，辽东产的黄芩，药效比中原的强三成。老夫想让他们写篇《辽东药志》，把本地特有的药材都记下来。”

    “好事。”我赞道，“需要什么支持？”

    “需要人手进山采药，还需要懂绘画的，把药材形状画下来。”华佗看向我，“书院里...有会画画的学生吗？”

    我想了想：“有。明天我派几个过来。”

    孔劭忽然开口：“使君，学生...想请教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“若是有人故意在粮食里下毒，害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村人...该当何罪？”

    我心里一动：“为何问这个？”

    “前日有个病人，吃了新麦后上吐下泻。”孔劭认真道，“学生和华先生去看了，不是疫病，是麦子里掺了霉变的种子。村里还有十几户也吃了，好在不严重。学生想...若是有人故意为之，那就是谋害人命。”

    我看着这个七岁的孩子。他眼里有种超越年龄的认真。

    “按律，投毒害人者，斩。”我缓缓道，“害多人者，族诛。”

    “那...如果下毒的人，是被逼的呢？”伏寿轻声问，“比如家人在别人手里...”

    我沉默了。

    华佗叹道：“这两个孩子，心思太重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心思重，是见得多了。”我摸摸伏寿的头，“你们记住：害人就是害人，被迫也好，自愿也罢，造成的伤害都一样。但处置时，要分主从——主犯严惩，从犯...酌情。”

    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    离开医学院时，我对华佗说：“把他们写的《辽东药志》印成册，发给各县医官。还有...让他们多出去走走，别总闷在药房里。”

    “老夫明白。”

    八月初，秋收进入高潮。

    各地粮仓开始爆满。田豫每日忙着调度车辆、船只，把粮食运往新建的仓储中心。诸葛亮则带着书院的学生，在各县设“公平秤”，防止胥吏在称量时克扣百姓——这是少年想出的主意，让学子们实践所学，也监督官吏。

    效果显著。百姓交粮时，看见穿书院青衫的年轻人在旁记录，腰杆都挺直了。有个老农拉着诸葛亮的手说：“小先生，有你们在，咱这粮交得踏实！”

    但麻烦接踵而至。

    八月初七，乐浪郡急报：郡治朝鲜城发生大火，烧毁粮仓三座，损失粮食五万石。纵火者当场被抓，竟是郡守府的差役。

    我立即动身，三日急驰赶到朝鲜城。

    火场还冒着青烟，焦黑的木梁东倒西歪，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。郡守跪在废墟前，面如死灰。

    “怎么回事？”我下马，声音冷得像冰。

    “主公...是下官失察...”郡守哆嗦着，“那差役叫刘七，在府里干了五年，一向老实...昨夜他值夜，突然泼油点火...”

    “动机呢？”

    “还、还没审出来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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